《不幸的幸存者，对于她们，我们该何去何从》

    日本以“慰安妇”这个冠冕堂皇的名词定义了这些在二战中遭遇不幸的妇女，而我们为了尊重她们也迫不得已用这个词语。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民智开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，大量的研究者、记者、导演、志愿者纷至沓来。日本政府虽然承认这段历史，但拒绝道歉和赔偿，依旧在等着她们一个个去世。这些工作者们也在不断努力让更多的世人了解这样一个群体，铭记这样一段屈辱的历史，拍摄了如《三十二》《二十二》等一系列的影史资料和纪录片。随着中国20多万这样不幸的妇女不断离世减少到如今的三十二、二十二，到了现在只剩下了八位老人，过不了几年，这个数字就会变成零。我们确实应该做些什么，但面对2001年8位海南受害者长达10年在日本的诉讼最终失败，以及日本当局政府的态度，我们除了痛恨和谴责，感到的是无能为力；对于工作者打扰她们平淡的晚年，让她们又陷入到那段深入骨髓的惨痛记忆，撕裂她们的封存多年的“伤口”，我们视乎又感到无所适从了。

    那么不禁要问：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甚至一百句道歉，对于她们真的有用吗？日军对她们的造成的伤害已经成为事实和历史，再多的道歉和赔偿都不足以弥补她们身体和心灵的永久性创伤；其次，就算日本道歉，她们为什么要接受？不接受你日本的道歉，也不稀罕你日本的道歉；再者，道歉讲究一个当事人面对面的道歉，日本当事人很多都死了，其后代为他们的畜生不如的上一代道歉，这算什么道歉？所以事已至此，国人不必过于纠结于“道歉”，徒有其表而已。

    我们也相信，这些工作者初衷都是好的，对于这些老人们没有任何的恶意，只是单纯地想为她们和民族历史做点实际的事情，让世人记住国难。但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，她们往往被问及某些问题就不得不再度想起那些惨痛的往事，然后几度哽咽，泪止不住地流，说着“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我不想这些事了”，这样看来未免有些不人道，甚至有人说“这是对她们的‘二次侮辱’和亵渎”。那这样的影史记录片拍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既然工作者们已经拍出了这些资料，我们所做的就不单单只是铭记民族屈辱史，大骂日本那么简单了，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分内之事。虽然揭开了伤口，我们也没必要过于忿恨这些工作者，我们应该从中去感同身受，尝试体会她们几十年的艰辛人生到底是怎样度过来的。

    她本是南朝鲜人，忘却了自己的姓名，自取了一个中国名字，“姓毛，和毛主席一个姓”她自豪地说。对她而言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她看到了希望，自己领养的女儿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念想。这是一种跨越了国籍的信仰，也是一种向往美好生活而勇敢活下去的坚强。

    她是海南的娘子军，忍受着屈辱，依旧顽强斗争，以自己特殊的遭遇和身份，为抗日部队偷运子弹，对党忠诚，为党奉献，她不甘被苦难所打败，这也是对自己的拯救，刚毅不屈，谱写出了一曲铁血赞歌。她虽然双腿残疾，在养老院度过了余生，但她那锐利而又坚定的目光，依旧能透过荧屏，直击人们的心灵。

    她生活过的很拮据，邻居家遗弃了5只小猫，都被她收养长大，她有时自己都没吃饱，也会给猫喂饱。她说生命虽渺小却可贵，儿女们过的好她就很快乐。这是一种释怀过后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。

    她已是97岁高龄，是《三十二》讲述的主要人物，她和自己的中日混血儿相依为命，面对伤痛和流言蜚语，不终日怨恨，但求一刻不忘。“自己的忧愁自己解，自流的眼泪自抹干”“这世界红红火火的，真好，吃野东西都要这条命来看”，诠释出了这些“不幸的幸存者”共同的心声。

    她们，在豆蔻年华，本不该承受这一切，在历经了“地狱”之后，却依旧能笑对生活，她们是不幸的，她们也是可爱的，她们依旧热爱生活的笑容是世界上最灿烂的。她们的意志和精神是常人所不能及的，也是当代那些形形色色的轻生者应该学习和思考的。我们在通过这些影片了解她们的同时，大可不必固执于怎样去帮助她们，没有一群群的人去打扰她们的日常生活，让她们过着和原来一样的平淡日子或许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帮助。正如一名帮助她们的退休老师所说：“当我知道这些老人的处境的时候，我天真地想要帮她们讨回一个公道，可30多年了，她们的事迹全村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我让她们接受指指点点的同时没有为她们争取到一句道歉，我想我是不是当初就不应该惊动她们？”因此，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，更多的是要铭记，铭记她们的经历，铭记这段历史，铭记这些“不幸的幸存者”所能带给我们的现实精神意义。

    有人说，她们用死亡结束屈辱，这是她们唯一做成功了的事情。

    但我认为，活着，才是她们最伟大的精神成就。